导读]新闻学院的学生应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及其他专门知识，成为传媒界与社会发展及变革的推动者、践行者和创新者

西方人士常用“大灾变”（upheaval）这个词来形容当前传媒界遭遇的困境。而新闻教育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难题。不久前读了奈特基金会主席顾问埃里克牛顿（Eric Newton）发表的多篇博文和讲话，论述未来新闻教育的改革方向，笔者在日前暨南大学举办的南都论坛上讨论“在新媒体时代新闻学院应该怎样培养人才”，对其观点曾作过简略介绍。

奈特基金会是赞助美国新闻传媒业创新项目、传媒研究与新闻教育的最有权威性的基金会，该基金会一直以来所赞助的许多项目对美国传媒研究和新闻教育有很大的引领作用。因而埃里克 牛顿的观点格外引人瞩目。

埃里克牛顿呼吁新闻教育必须适应迅速发展的媒体数字化变革和转型趋势，实行持续不断的教学改革和创新，甚至需要“从头来过”（do over）。他批评美国的新闻院校对于传媒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变革反应迟钝，大部分仍停留90年代的水平，即只是增加了一些关于网络和多媒体报道的课程，而未能在课程体系中体现“人人创造内容”（UGC）、新形式的叙事设计、社交与移动网络以及联结性社区等内容。他指出能够真正做到与时俱进的，只有少数新闻院系。在中国大陆的新闻学院中，能够体现前沿发展趋势的，亦属凤毛麟角。

牛顿提出一个颇为新颖的观点：未来新闻教育的改革是应该参照医学院的教学模式（Teaching Hospital Model）。众所周知，在医学院，没有临床经验者，即使拿到博士学位也不能当医生。他针对美国一些新闻与传播学院重学术、重学位的倾向，主张应保持专业与学术的平衡，特别强调应该对卓越的专业型人才与有成就的学者一视同仁，迫切需要 “在最受尊敬的学术级别中安排顶级的专业人士”。他为此主张设立的新的“新闻专业博士”学位（JPhD）。他认为，就像医学院可以对社会行医一样，未来的新闻学院也应该向社区读者和用户提供信息方面的服务。牛顿的观点得到了包括奈特基金会在内的六家主要新闻基金会、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认证委员会（ACEJMC）以及一些主要的新闻学院的认同和支持。

美国一批优秀的新闻院系历来有崇尚专业实践的传统，在未来如实行“医学院的模式”应属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但对于中国高校的大多数新闻院系来说，新闻学专业基本都是学术型的，新闻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并未得到体现和承认。新闻学院聘任教师与其他专业一样“一刀切”， “必须是博士”成为硬杠杠，杰出业界人士进入新闻学院的十分罕见。在这种情形下，“医学院模式”的改革恐怕只能是空中楼阁，很难实行。

从这个角度上说，汕大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在中国有幸成为例外。汕大承担了“教育改革试验田”的角色，借助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和汕大国际化的管理体制，汕大新闻学院因此能够组建一支多元化的师资团队：其中全职外教占48％，有5年以上媒体实际工作经验的占任课教师总数的82.7%， 有10年以上媒体工作经验的占任课教师总数的58.6%，同时部分教师还兼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并有学术专长。

感谢这支充满活力的团队，本学院得以形成“国际化”、“重实践”和“前瞻性”三大特色，并顺利完成一系列难度很大的海内外实践教学特色项目，包括成功实施2008年美国大选报道团项目，该项目被誉为“颠覆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想象”（《南方周末》）。

就本人理解，从本质上说，“医学院模式”决非把新闻学子培养为单纯的“新闻技工”，相反，新闻学院的学生应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及其他专门知识，成为传媒界与社会发展及变革的推动者、践行者和创新者。